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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肇汉之子披露父亲”胡传魁”真相

2018年01月18日 15:02 来源:现代快报 
七十年前,三十六名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一带,演绎了一段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。若干年后,这段传奇被人写成歌曲、写成通讯、写成剧本,进而搬上舞台,京剧《沙家浜》因此产生。沙家浜》戏里的故事,人们已经耳熟能详,但这戏外的故事,依然耐人寻味……

  说到《沙家浜》,很多人都搞不清剧中复杂的剧情关系,胡传魁明明是跟新四军为敌的,但怎么又会被日本兵追得晕头转向,还要阿庆嫂来救他?而阿庆嫂又为什么会有“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”的疑问?想要解开这些问题,必须搞清楚当年的那段真实历史。

  事实上,乱世中的阳澄湖畔,各种势力盘根错节,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军、新四军、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其中,出现胡传魁这样的人物,正是那段历史真实状况的必然选择……

  上海的水巡队长胡肇汉流落吴县打鬼子起家

  上个世纪70年代,当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电影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,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,异口同声地说:“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?”

  这是苏州文史专家沈伟东说的一段轶事。

  “新四军未到阳澄湖畔之前,可以说正是各路土匪嚣张称霸的时候,胡肇汉算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。”徐耀良说,其实从外貌上看,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胡司令截然不同,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、性格粗野、态度蛮横,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、目如鹰隼、眼含杀机,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。

  苏州历史研究学者郁振国则表示,其实胡传魁与胡肇汉的唯一相同之处,就是早期都打出抗日旗号,后来均投靠国民党顽固派,制造反共摩擦,成为死心塌地的“反共派”。

 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,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,终日赌博,受到父母兄弟斥责,只得外出谋生,辗转于安徽、江苏一带。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,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、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,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。

  淞沪会战后,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,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。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,流落苏州地区。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,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,收聚溃兵游勇,扯起“民众自卫队”旗号。之后,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,夺获全部枪支,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,从此在阳澄湖立足。

  徐耀良说:“应该说,胡肇汉当时在阳澄湖已经有很大名气了,而且还赢得了威信,因为他不仅打日本人,抢过日本人的物资车,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。”

  在京剧《沙家浜》里有一段“阿庆嫂智救胡传魁”的情况,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。唱词里提及“乱世英雄起四方,有枪便是草头王”,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,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,徐耀良说,“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,当时胡肇汉也不缺钱。”

  而胡肇汉的“司令”头衔,又是如何来的呢?

  靠兵变称霸阳澄湖成了“胡司令”

  徐耀良说,当时阳澄湖沺泾一带,有一支由当地人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,活动比较频繁。1938年10月,应陈味之的邀请,程万军派下属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,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。胡肇汉暗藏杀机,再加上他结帮营私已成气候,就以陈味之要投降日军为借口发动兵变,将陈味之的这支游击队据为己有。

  但是苏州史学人士钱正的研究则说:“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,在六支队任副官,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,半路上他纠集旧部,突然站出来高呼‘支队参谋长是汉奸,要抗日的跟我来。’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(也有称呼为陈味之)打死,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。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,拉开枪栓,气势汹汹,部队不明底细,一时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。就此,胡自封为司令。”

 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后,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,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。据说当时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,然后发话,说他到这里为抗日而来,自此就不走了,希望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帮他一把,反正不能做汉奸。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,就纷纷认捐。就这样,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,成为远近闻名的“胡司令”。

 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,以及“江抗”武装的崛起,“胡司令”占湖为王的日子到头了。

  新四军东进渗透阳澄湖收编了胡肇汉

  “战斗负伤离战场,养伤来在沙家浜。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,也不知转移在何方。”这是《沙家浜》里的经典唱词,说的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,来到沙家浜养伤,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。但是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,大部队为什么转移,又转移到哪儿去了?

  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沈伟东介绍,其实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的新四军六团“东进”和“西撤”的历史过程说起。

  话说日本人占领江南后,由于兵力有限,只能实行点线占领,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,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,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

  1939年2月15日,毛泽东致电项英、陈毅,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,建立根据地。

 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,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“忠义救国军”的游击区,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,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,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。

  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、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,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。1939年5月1日,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,在团长叶飞、副团长吴焜率领下,从茅山地区出发。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,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(简称“江抗”)会合,并采用“江抗”名义东进。

  “江抗”东进抗日,一路上战绩赫赫,威慑敌胆,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“江抗”收编。为了扩大抗日力量,这年七月的一天,“江抗”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,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胡肇汉虽有不服,但也不敢抗拒。当即,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,仍由他任司令。

 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,“江抗”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。而此时,国民党终于发现“江抗”就是新四军,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,蛮横要求“江抗”西撤,同时调集“忠义救国军”准备与“江抗”决战。为了顾全大局,陈毅命令“江抗”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。而这就是《沙家浜》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。

  “江抗”挥师西移,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。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,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,他推脱身体不好,就“请病假”,带了几个亲信,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。

  他这一回来,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,于是就有了新“江抗”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。

  墙头草胡肇汉逃脱后第二次被收编

  徐耀良说,“江抗”西移时,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、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,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,与夏光等同志研究,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(称新“江抗”),夏光任司令,杨浩庐任副司令。

 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,地下党组织、抗日民主政府、国民党政权、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,斗争复杂而尖锐。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,新“江抗”不断成长,周围群众纷纷相告:“江抗又回来了!”

  原来,自从“江抗”西撤后,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。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,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、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,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,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,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。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、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、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,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,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、奸淫掳掠。汪精卫“和平救国军”的干将徐凤藻,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,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,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,不是“扫荡”就是抢粮。国民党“忠义救国军”袁亚承、周振刚这两个支队,与当地封建武装“大刀会”狼狈为奸,也是鱼肉乡里。

  得知国民党“忠义救国军”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,夏光、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,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,站到正确的立场上。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,杳无音信。此时,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,既不愿得罪共产党,又不愿脱离国民党。鉴于这种情况,夏光、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,但胡肇汉生性奸诈,行踪诡秘,一时难找。

  就在这时,有人来报,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,他经常到此过夜。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,张网以待。

  一天黄昏,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。一席长谈后,第二天一大早,胡肇汉就表示,愿意归顺新“江抗”。

  “忠义救国军”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

  “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?”是《沙家浜》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。《沙家浜》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“忠义救国军”的旗号,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。那么,“忠义救国军”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?

  沈伟东介绍说,“忠义救国军”的前身是“八一三”事变爆发后,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、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、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,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。上海沦陷后,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。1938年1月,戴笠将其改编为“忠义救国军”,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。3月,戴笠在武汉成立“忠义救国军”总指挥部,亲自兼任总指挥。

 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,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,收编杂牌武装。例如,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,1937年10月到浦东时,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。上海失守后,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,共有五六百人。这支部队军纪松散,敲诈勒索,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,班长都带老婆,五六百人的队伍,家眷就有一二百人。就是这样一支队伍,也被收编为“忠义救国军”第四大队。

  错综复杂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

  “忠义救国军”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,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。

  沈伟东说,在这种形式下,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,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。从1940年6月开始,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“忠义救国军”的番号,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,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,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。据统计,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、“江抗”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,都对他们施以枪杀、刀砍、挖心、火烧、活埋、“种荷花”(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)等野蛮酷刑。

  新“江抗”在打击日伪的同时,也多次寻战胡肇汉,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,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,继续与人民为敌。1949年春,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,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,从此一度销声匿迹。

 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,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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